重庆打黑，辩护律师李庄的意外落马，提前引爆了舆论高潮。有人称，为黑老大辩护的律师是败类，进而质疑律师辩护制度是否算法治进程。在李庄因犯“律师伪证罪”被一审判处两年半刑期之后，媒体又曝出其嫖娼的“丑闻”，似乎印证了其确实是“坏人”.

　先谈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马丁·路德·金嫖娼的故事。金牧师巡回讲演时巡回嫖娼。据说他发表著名的演讲《我有一个梦》之后，就招了N个妓女，搞了“天地一家春”。当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，收集其嫖娼的录音(当时针孔摄像还不发达)，向报社报料想搞臭他，但各报社均以“与民权运动无关”而拒绝发表。

　其实，从法律的角度说，李庄是否嫖娼与其被指控的“律师伪证罪”无关；更不能就此否定律师辩护制度，这是起码的法治共识。但重庆打黑以来，舆论中总有一丝反现代法治的杂音，甚至个别“意见领袖”也加入了“唱黑”律师业的大合唱。

　重庆打黑的胜利圆满，不是以打掉多少个“黑老大”为标志，而在于能否促进法治进步，既包括公权机关执法守法的意识进步，又促进了公民信仰法律。对律师的认同，已基于这一因素同样成为焦点问题。

　其实，“痛恨”李庄大致有三个原因。一是“律师伪证罪”，其实这是其唯一的罪名。二是传说他是黑律师，用“潜规则”捞人，搞司法腐败，检方虽未对此提出控诉，但这个“罪名”却引起公愤，与其说是痛恨律师，不如说是痛恨公权腐败。第三，李庄律师收费高达150万元，底层民众有着深深刺痛感，他们本能地觉得传说中的现代法治与他们渐行渐远，觉得律师行业就是为权贵阶级服务。至此，打黑以来，舆论空间里的法治愿景分裂了，知识分子的法治共识分裂了。

　这种分裂背后是部分民众对现代法治、司法改革的不满。因为现代法治注重严格程序、司法中立、专业化，势必造成程序繁琐、专业人员参与、维权成本增加，再加上司法腐败问题，造成目前的法治“阵痛期”，既难得到现代法治的公正，又没有了过去人治环境下的主动纠问、调解诉讼等的经济便捷。这种怨气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作为现代法治代表的律师身上。

　事实上，要解决中国的司法公正问题，只有走现代法治之路。在此背景之下，我们有必要重温法治共识：任何人在接受司法机关追究时，都有接受辩护的权利。律师辩护不是为了“坏”人辩护，而是为了“被坏人”辩护；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公权的错误追究，所以都有“被坏人”的危险。律师的辩护也不是“钻法律空子”，而是严格监督司法机关的执法，防止其滥用权力。对于美国的辛普森案，至今甚至连中国法学院的一些学生也只看到“有钱人请来律师为自己脱罪”，而没有认识到严格司法程序是保护每个人的利益。公权失范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广大民众。美国著名的“米兰达法则”就是源于律师找到警方办案的“漏洞”——未告知当事人的“不自证其罪”的权利，最终让穷人米兰达脱罪。